1940 年 4 月 26 日，山西洪涛山一座破庙外，日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木门被撞开的刹那，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双枪女将会被活捉受辱。
在这个生死关头之前，李林已经经历了太多。她不是凭空出现的英雄，而是一步步走向战场的年轻女性。
1915 年出生于福建龙溪县的李林，本名叫李秀若。四岁那年，她被侨眷陈茶抱养，随养母远渡印度尼西亚。在泗水那座异国城市里，年幼的李林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嚣张和本国人的委屈。
这段侨居的经历在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，她开始思考自己是谁，自己能为什么而活。
1929 年，14 岁的李林决定回国。她先后在厦门集美学校、上海爱国女中、北平民国大学读书。每个学校都给了她不同的养分。
在集美的时候，她就参加了抗日救国会义勇队，还掏出自己有限的零花钱去支援东北的抗日义勇军。1933 年，当"九一八"事变的新闻传来，全国学生都在游行示威，李林也冲到了队伍里。
她那时候就在想，是不是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实质性的事。
到了北平民国大学，李林读的是政治经济系。她大量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，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。1936 年 12 月的一个冬日，北平学联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游行，抗议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救国会的"七君子"。
李林主动请缨担任游行队伍的旗手。警察冲上来驱赶，她紧紧抓住红旗，转身对护旗的男同学说："如果我倒下了，你们要接过去，红旗绝不能倒。"
这一刻，她不再是那个在海外看世界的女孩，而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了。
党组织很快就看中了她。当时有个重要的会议在太原召开，山西牺盟会举办的国民师范学校军政训练班需要女性干部。组织决定把李林派过去。她担任特委宣传委员兼第十一连党支部书记，负责女性学员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建设。
训练班结束后，组织打算安排李林去后方从事行政工作，觉得她既然是华侨身份又有文化，适合在安全的地方工作。但李林坚决拒绝了。
她一次次找领导，说自己非要上前线去。那时抗日战争刚爆发不久，晋北还在国民党名义上的控制范围内，去前线意味着要进入敌占区，风险极大。李林问组织："还有比抗日更重要的事吗？"
最后，组织在她的坚持下同意了。
1937 年秋，李林到了大同。她被任命为牺盟会大同中心区委宣传部部长。大同当时还没沦陷，但形势每天都在变。李林白天黑夜地在城里奔走，到工厂去组织工人，到街道去刷标语，到学校去召开会议。
她拼命想在大同这座城市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时候，尽可能多地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。同事们都很吃惊，这个女孩子从不说累，永远冲在最前面。
9 月中旬，大同失守了。日军进城的消息传来时，很多人都慌了。李林本可以撤退到后方，但她没有。她决定留在敌后，继续做抗日工作。
那时候能做的很有限，李林就到农村和工矿区去，帮群众干活，和他们谈心，讲述日本人的罪行，鼓励他们拿起武器反抗。她爬进窑洞去帮矿工背煤炭，和村民一起挑水做饭，就像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但她说的话总是能打动人心。
到了 1937 年 11 月，李林协助创建了雁北抗日游击队的第八支队，她成为了这支队伍的支队长兼政治主任。从宣传员变成了指挥官，这个转变看似简单，但她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她要懂战术、懂马术、懂如何鼓舞士气。
那时候的李林才二十出头，她硬是靠着一股韧劲学会了骑马、学会了射击。
1938 年春，她被任命为整编后的独立支队骑兵营教导员。她率领部队在雁北和绥南地区与日伪军作战，一次次击败敌人。敌人被她搞怕了，甚至悬赏五千大洋来抓她。
但李林从不把自己当成什么英雄人物。1938 年以后，她还担任过晋绥边工委宣传部部长、边区行政公署的委员。有权力以后，很多人都来围绕她，有的想献殷勤，有的想求照顾。
阎锡山甚至派人来接见她，暗示可以给她更高的职位。
李林怎么回答的？她说："抗日靠的是行动，不是虚名。"
后来有人提议给她换一匹更好的战马，因为部队缴获了日军的战利品。李林拒绝了，说战士们的装备更重要。冬天没有袜子穿，她的脚冻得皮开肉绽，但她自己的新棉衣全部送给了难民儿童。
1940 年初，李林已经怀孕三个月了。她的丈夫屈健是一位战友，两人都在这条抗日的路上。夫妻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，李林给屈健写过信，字里行间都是牵挂。
她在信里说孩子在乱动，自己会好好保护他。
她从没想过要离开战场去后方安顿，也没想过要因为有了孩子就退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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